張 欣

　　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站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高度，對“改革完善競技體育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”作出明確部署，為新時代競技體育深化改革錨定方向。近期，國家體育總局印發《合作組建國家高水平運動隊管理辦法(試行)》(以下簡稱《辦法》)，正是以制度創新回應黨中央決策部署的關鍵一步，是加快構建開放多元、協同高效的競技體育發展新格局的重要抓手。作為體育強國建設的標志性領域，“三大球”振興是檢驗競技體育改革成效的“試金石”，《辦法》以制度創新破局，為項目振興注入了系統性新動能。

　　充分釋放資源，從獨輪驅動到四輪協同，構建開放共贏的發展生態。黨的十八大以來，我國體育改革以競技體育高質量發展為核心，聚焦政府職能轉變的制度變革和奧運備戰參賽的實踐創新，堅持以問題為導向，多點發力推進體育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。《辦法》定位為針對奧運項目的制度性文件，對于深化體育改革、推進奧運備戰機制創新、規范合作組建工作具有深遠意義。文件對“合作機構”的界定，本質是以制度創新打破“政府一家辦體育”的路徑依賴，更是釋放體育資源效能、激活政府、社會、市場、個人等多元主體內生動力的戰略抓手。從改革邏輯看，這一制度創新精準回應了新時代競技體育發展的深層需求，在充分發揮政府整合各方資源實現為國爭光目標組織優勢的基礎上，《辦法》通過放權賦能充分調動地方政府參與體育的積極性，不斷釋放社會力量資源優勢，深度激活市場機制調節功能，持續強化個體參與主體地位，推動“三大球”振興向多元協同共治轉型。這種開放的深層邏輯，并非簡單的“放權讓利”，而是通過構建“目標共擔、資源共享、優勢互補、利益共贏”的制度化通道，為“三大球”振興注入市場活力與創新動能，推動治理生態從存量博弈轉向增量擴容。

　　充分開放競爭，從粗放管理到精準賦能，完善項目差異化發展需求。“三大球”項目之間、性別之間均存在顯著的發展差異，振興之路必須跳出一以貫之的發展窠臼，立足項目國內國際發展水平構建差異化發展路徑。橫向來看，《辦法》將合作組建國家高水平運動隊分為“聯建共建”和“委托承辦”兩類，通過責、權、利的劃分實現項目發展的優勢互補和重點突破，其根本是針對不同項目發展水平制定的差異化制度工具，是實現精準賦能的重要舉措。分類施策的核心在于“因類制宜”，能夠通過“聯建共建”或“委托承辦”找到發力點。對于發展基礎較好的項目，通過“聯建共建”強化資源整合與協同；對于普及程度不高、發展基礎薄弱或長期落后的項目，通過“委托承辦”引入專業主體實現重點突破。縱向來看，《辦法》創新性地將“國家高水平運動隊”定義為包含國家(集訓)隊(組)、國家青年(集訓)隊(組)和國家少年(集訓)隊(組)全年齡段國家隊體系，這一規定不僅擴展了國家隊合作組建的覆蓋面和顆粒度，更通過制度引導推動更多社會力量扎根基層、深耕青訓。“三大球”振興的關鍵在“根”，需充分發揮我國舉國體制優勢，堅持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有機結合，以政府為主導深化青訓體系建設，以開放競爭引入社會力量優化資源配置，全面提升“三大球”青訓質量與梯隊建設的可持續發展水平。

　　充分激發活力，從“辦隊”到“管隊”，釋放體制改革的發展效能。國家高水平運動隊是競技體育的核心資源，代表著中國體育形象，蘊含著較高的無形資產價值。傳統“三大球”辦隊模式下，存在權責邊界模糊、發展活力不足等結構性矛盾，導致其資源效能未能充分釋放。《辦法》聚焦發展堵點，明確各主體管理職責，系統構建覆蓋“申報—建設—監督”全過程、全鏈條、全周期的管理體系，實現項目管理機構從“辦隊”到“管隊”的積極轉變。這種全周期管理通過制度設計將“合作效能提升”內化為各參與主體的行動邏輯，在確保合作方向不偏離國家隊核心目標的前提下，通過轉讓國家隊組建、參賽、市場開發和國際賽事申辦等相關權利，提升了省級體育行政部門奧運備戰的參與度、榮譽感和責任感。權責重構是改革的核心機制，《辦法》創新提出“第一責任”概念，分類厘清參與主體的權利義務，強化了合作機構的主體責任意識，賦予合作機構自主發展空間，實現激發活力與方向把控的平衡。治理模式升級是改革的最終指向，通過管理角色的重新定位與權責關系的重構，破解“一管就死、一放就亂”的治理困局，最終為“三大球”穩固根基提供可持續的制度保障。

　　站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、民族復興偉業的歷史方位中，這種以制度創新為核心的改革實踐，正以系統集成的變革之力，為“三大球”振興注入生生不息的新動能。展望未來，隨著《辦法》在實踐中持續深化，多元主體從“各自為戰”向“握指成拳”跨越，中國“三大球”必將突破發展瓶頸，在合作中厚植根基，在創新中鍛造優勢，在開放中擁抱世界，書寫開門、開放辦競技體育的時代答卷。

　　(作者為天津體育學院院長)